威斯敏斯特机制的不成文法则表明，在缺乏抗衡力量的情况下，权力倾向于集中于财政部。
执政议程可以在唐宁街10号确定，但首相很少拥有像财政大臣手中的资金那样直接而深远的控制工具。这种情况在凯尔·斯塔默（Keir Starmer）严肃宣称需要艰难抉择时尤为明显，而雷切尔·里夫斯（Rachel Reeves）则取消了数百万养老金领取者的冬季燃料补贴。尽管立场上没有差异，但影响上却存在明显的区别。
近日，数十名工党议员在下议院投票反对削减开支时选择了弃权，他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财政部对首相宽松政策的精确执行上。这种议会叛乱显得相对温和，政府的鞭子最终赢得了胜利。然而，对于一个承诺在经济复苏之前付出更多努力的政府来说，早期出现如此多的不安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异议被推迟，而非消除。工党议员们被告知，不要指望在紧缩决策上有任何让步，但长期的反弹可能仍然需要为最贫困的养老金领取者提供缓和措施。
除了对政策的细致审视外，政府传达的信息语气也引发了不安。工党议员承认，严峻的保守党遗产要求与选民进行严肃的对话，但希望气氛能少一些丧葬的色彩。
本月晚些时候的党代会将进行基调调整，工党领袖的主题演讲必须是乐观的，将短期的困难置于一个指向更美好前景的叙事框架中。然而，政府的命运与其说取决于斯塔默在利物浦的发言，不如说是取决于里夫斯六周后对她的第一份预算的具体内容。
这一固定模式——将所有经济政策汇集到下议院的一次演讲中——是财政部权力的主要来源。它迫使其他内阁部长在财政大臣面前进行数周的恳求，财政大臣则会在威斯敏斯特的日历上留出一个特殊的日子，来决定下一年政治辩论的条款。
这种模式已经融入了英国的政治惯例。在现政府中，有三个因素加剧了这种情况。
首先，对预算纪律的承诺是工党在反对党选举中扭转命运的支点。这是赢回公众信心的运动的核心，使里夫斯成为宣言承诺的守门人，并让影子财政部团队在上台之前就占据了结构上的首要位置。
其次，斯塔默并非经济学家，他更愿意委托他人处理数据。这并不是失败，试图成为自己总理的首相往往会陷入困境，并最终与他们任命的人进行斗争。管理上的超然是斯塔默的长处之一，他仍然是工党政治策略的制定者，但没有人会想到，像削减冬季燃料补贴这样的措施会从唐宁街10号的一个抽屉里冒出来。
这正是财政部思维的典型案例。这种思维模式导致英国政府最聪明的部门的官员发现，某些在电子表格上看起来很巧妙的成本节约措施在现实世界中却显得愚蠢。例如，2012年乔治·奥斯本的“无所不包”预算因对热外卖和静态大篷车征收增值税而遭遇重大失败。
“财政思维”指的是对任何有望立即为财政部带来现金的行动抱有偏见，而对任何会招致前期成本的提议持怀疑态度，并以未来某处假想的收入为理由。这种谨慎有时是合理的，但不利于在无法量化的公共产品（如预防性医疗或囚犯改造）上进行长期投资和支出，这些产品可以通过减少社会衰退的支出，为未来的财政大臣节省资金。
这指出了未来几年财政部可能占据主导地位的第三个原因。无论斯塔默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还能做些什么，本届议会将在很大程度上被相互竞争的压力所定义——堵塞公共财政漏洞和修复公共服务。这种困境主要是托利党管理不善遗留下来的，但工党在选举前的税收和支出承诺加剧了这种困境。里夫斯默许了预算限制，这是保守党财政大臣设下的陷阱，他预计自己会在选举中落败，并知道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是别人的问题。
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讨论，为了消除选民对工党挥霍无度的担忧，这种妥协是否必要。我们唯一能想到的就是计划奏效的情况。没有人知道，如果一份宣言承诺扭转杰里米·亨特削减国民保险的政策，或者保留提高所得税的选项，人们是否会说同样的话。
里夫斯的盟友有权对批评者感到沮丧，因为他们的替代计划相当于旧建议的变体，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现状。人们很容易对任何一项具体措施吹毛求疵，哀叹每一次削减的残酷和短视。更难的是，确定一个更值得攻击的目标。
然而，冬季燃料补贴的削减也招致了工党议员的批评，他们希望忠于里夫斯和斯塔默。他们的抱怨是，这破坏了政府想要讲述的一个故事，即把最大的负担放在那些“肩膀最宽的人”身上。的确，许多富有的养老金领取者，包括百万富翁，并不需要每年的能源补贴，但仍有较贫穷的人需要。
这将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超级富豪来征收所有必要的税收。每个人都能看到别人的肩膀看起来比自己宽，并怨恨他们分担的负担。里夫斯承诺不会动用国民保险、所得税、增值税、公司税等提高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
默克尔也可以借更多的钱，在她为自己起草的财政规则的细则中保留一些灵活性，但这是有限度的，没有人愿意去探究它。在高度动荡的时期，财政部对某些意外冲击引发全球债务危机的病态恐惧并非不合理。
因此，将会有大量的资金通过削减，最终不得不扭转或减轻特设补偿。财政部的官员会想出无数繁琐的增税方案，带来意想不到的反常后果，把目标群体推向疯狂，造成的政治损害与所征收的税款不成比例。
斯塔默将发现自己要花大量时间处理唐宁街10号之外的争吵。尽管他致力于政府的长期战略模式，结束他所谓的“膏药政治”，但他已经签署了一项财政战略，可能需要经常使用这些策略。
普遍认为，斯塔默和里夫斯之间有着稳固健康的职业关系。在未来的几年里，这种关系很可能会被证明是有弹性的，但它将在一股巨大的机械力量下接受压力测试，这种力量曾导致许多首相和财政大臣之间的合作关系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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